近年来，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及其与政治进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问题，可说是学界一大核心热点。而在此方面，2025年底美国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提出了一种颇有意思的新看法。这就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学系泰勒（ Andrew Taylor）教授所著的，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对不平等的容忍：美国公众舆论与经济政策》（A Tolerance for Inequality：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Economic Policy）一书。 许多人认为，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是政治体系被富裕精英阶层所操控和俘获的结果。但经济操控真的是问题所在吗？在此书中，作者借鉴了大量民意调查数据以及对美国国会政治代表性的相关分析，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作者发现，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比学界普遍看法所认为的要更能反映普遍公众舆论的倾向性。此书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响应能力及其经济政策相关之公众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重新评估，探讨了美国政府为何未采取更多措施来缓解不平等现象的所谓“真正原因”，亦即，其实美国政府很大程度上确是在依循其普遍民意而行事，而普遍民意并不觉得目前不平等现象蔓延的程度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大问题。或者换句话说，“蓝领阶层选民并不想要同样出身于蓝领的政客”（Blue-Collar Voters Don’t Want Blue-Collar Politicians）。此书认为，在论及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政治成因时，政治科学文献在指责美国民主制度方面，其程度多少有些夸大其词。此书认为，美国联邦层级经济政策对公众有关公共政策之建议的反应程度，比一般学术文献所承认的要高。此书作者明确说：“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是较高的，这包括我们实际上所追求的这种经济模式：低税率（low taxes）、再分配程度低（little redistribution）、公共产品供给充足（significant levels of public goods）、对高负债（high debt）的容忍度日益提高，以及一种无论具体社会经济地位如何，我们大家都能享有的、相对有限的（minimal ）社会保障网——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政策上”。说白了也就是，如今美国的基本经济状况与其不平等性并非是由令人失望的美国政治所强加于那些本身就不愿面临这种状况的一般普通民众之上的。 此书认为，总体而言，经济条件较差的美国人的政策偏好与其他美国人的偏好并无实质性差异，而华盛顿方面其实也对这些偏好作出了积极回应。尽管政客们的平均收入高于大多数美国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代表经济条件较差的选民的经济观点。当今的民主党更关注监管（regulation）和提供公共产品（supply public goods），而非将财富向下再分配（redistribute wealth downwards），而旨在实现更平等结果的若干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入歧途，效果不彰的。此书宣称，美国当前的民主状况并非完美，但整体来讲是较为公平的，或者至少比其常见的批评者们所批评的要公平很多。简而言之，美国人得到的正是他们至少口头上所期望的那种经济模式。此书还指出，如果人们对当前美国显著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感到不满，并试图从政策面出发做出补正和变革，那么正确、直接且有效的入手点并非聚焦修整其政治制度和体制，而是应聚焦于尝试改变其公众意见。 此书作者还谈了他对近年特朗普现象的看法。他认为，显然特朗普已触及到了某些关键点。这也可是一种基本的安全感，医疗保险（Medicare）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一直非常受欢迎，这些议题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占据优势的领域——或用政治学家的话说，是民主党长期“掌控”的领域。他认为，特朗普似乎已意识到，作为共和党人，这可能是一个不该触碰的领域。关于移民和贸易问题方面，此书作者认为特朗普成功地触动了美国民众内心深处的不安感。此书作者并不认为这是对激进再分配方案的渴望。他认为这是美国人感到有些不安的表现，当他们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时——无论是与过去的自己，还是与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都感到美国亟待建立起一张更为广泛的安全保障网。因此，归结起来，特朗普的取胜之道就是，在医保和社保等领域尽量不多挑战民主党的既定政策方向，在移民和贸易等领域则全力出击，充分利用民众的不安全感牟取利益。早在10年前的2016年，泰勒就已准确看出：美国的经验集中表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政治真空（political vacuums）会如何被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所填补 [1]。其实在这一点上，泰勒比一些美国保守派分析人士要看得更准确。比如，最近一位美国保守派人士就撰文说：“米尔顿·弗里